在被俘的国军将领中，周士瀛很走运，因为解放军宽宏大量给了他“投诚将领”的优待，还送到他西南政法大学高研班深造，然而他却在看管不严的情况下逃走了，那么他逃去了哪里？结局又如何呢？
周士瀛这辈子，说幸运是真幸运，说拧巴也是真拧巴。
他是浙江吴兴人，1912年生，复旦大学肄业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七期。这套履历放在国军系统里，等同于自带通行证——既是蒋的同乡，又是黄埔门生，两重身份叠在一起，升迁比别人快得多。抗战期间他在第八十七师从营长一直干到团长，参加过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，武汉会战里也带兵打过前锋。
1944年豫湘桂战役，他在贵州独山一带阻击日军，算是抗战末期还能打出像样仗的少数部队之一。这些战功，后来成了解放军对他宽大处理的依据之一。
内战打到1949年底，局势已经没法收拾。周士瀛时任第九十军军长，隶属胡宗南系统，奉命在川西邛崃一线布防。蒋介石早飞了台北，胡宗南也撤到了海南岛，剩下一堆部队被丢在大陆当炮灰。
12月下旬，解放军二野主力压过来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先宣布投诚，第九十军的防线一夜之间崩了。周士瀛本人被俘时，身上还揣着胡宗南临走前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，就四个字：死守待援。援军自然是等不来的。
被俘之后，周士瀛的处境比许多同僚要好。政策上当时正在争取旧军官，尤其是抗战有功的那一批。周士瀛的履历一翻，抗日打过硬仗，解放战争没有太大血债，老长官里傅作义投了诚，李文也投了诚，他便被归进了“投诚人员”之列，安排到重庆，进入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。
当时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开办的高研班。这个班专门改造旧军政人员，上课、讨论、写心得，吃住条件都不差，本质上是给出路，不是关押。
但周士瀛心思不在这上面。和他一起进班的人里，不少慢慢转了想法，后来确实参加了地方工作，有的留校当教员，有的进了政协。只有他，从头到尾都在盘算另一条路。
1950年10月的一个夜里，周士瀛和李文，加上另一名旧部，三个人利用看守换岗的间隙，从白公馆驻地溜了出去。他们提前备好了便衣和少量现金，一路走小路、换渡船，顺长江而下。沿途盘查极严，三人白天藏在货栈或废弃民房里，夜里赶路。
到了广东沿海，通往香港的关卡已经密得跟筛子一样，正规口岸根本过不去。三个人最后是在深圳湾附近找了一条废弃渔船，等到天黑下水，抱着浮木往对岸游。李文水性差，中途差点溺水，被另外两人拖着才过了界。
到了香港，周士瀛以为最难的已经过去。香港当时是国共两方情报战的暗战场，从大陆跑出来的旧军官两头都不讨好。周士瀛很快通过旧关系联系上了台北的“国防部”。但蒋介石对这类人员极度警惕。
1950年正是台湾最紧张的年份，舟山撤退、海南撤退，大批部队和人员涌进岛内，混进来几个共产党特工不是没有先例。蒋介石下令，所有从大陆逃出的旧军官，必须经过保密局的完整审查才能入台。
这个命令对三人影响不同。李文和另一人到了香港就被扣住，审查拖了好几个月，反复盘问被俘期间的一切细节。只有周士瀛，几乎没受任何阻拦，很快拿到了入台许可。原因简单到近乎露骨：浙江人，黄埔出身，蒋的嫡系。即便他当过俘虏，身上贴着“投诚人员”的标签，可只要派系对得上，在蒋介石的账本里就是“自己人”。
1951年初，周士瀛抵达台北，随即被安排进陆军总司令部任职。此后近二十年，他的仕途算得上平稳：当过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、陆军参谋大学校长，1965年还出任了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。金门那个位置在当年算是一线要职，1958年炮战之后，岛上军事压力不减，能坐到那个位子上的，无一例外都是蒋信得过的人。
1971年周士瀛以陆军中将军衔退役。退役后他没闲着，不写回忆录、不跑同乡会，而是跑去办了一家电器公司。那个年代台湾电子工业刚起步，电视、收音机、零组件市场正在扩张，周士瀛靠着复旦时期打下的底子，加上几十年军政圈的人脉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，比许多退役后只能靠挂名顾问领干薪的同僚活得自在。
李文就没这运气。回台后被安了个虚职，坐了几年冷板凳，郁郁而终。和周士瀛一起游过深圳湾的那个旧部，回台后干脆连个像样的位子都没等到，最后在荣民院里熬完余生。
三个人一起冒险逃出来证券配资开户，到了对岸却因为一张派系标签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。周士瀛活到八十二岁，1994年在台北去世。他的档案袋里，一边是解放军盖的“投诚人员”登记章，一边是国军颁发的忠勤勋章，两样东西并排搁着，像一个时代留下的——既矛盾、又精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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